接触过她的人都会对她的笑脸印象深刻，还有可以和所有人快速打成一片的亲切。但有趣的是，当采访不断深入后，我却看到了一个行动者的“野心”。恰如“你的善良需要点锋芒”，做保护就要去解决环境问题，不论立基于科研还是实践，都要有清晰的目标和与之相匹配的行动力，要有这样的“野心”去实现改变。

“刚开始读博的时候，我也没想过走学术这条路”

“我从小就热爱野生动物，只想和动物待在一起，但这个萌芽，很早就被我深埋起来了。虽然研究野生动物会是我最舒服的一种状态，但很快就让位于我想要改变现实的愿望。”

刚开始读博的时候，李彬彬也没有想过未来会选择做科研，她入学时曾想毕业后进政府工作，在对现实有更多深入的了解后，她开始重新思考毕业后的走向。

她咨询了很多的人，包括斯坦福大学研究自然资产（natural capital）的Gretchen Daily教授。这位该领域内著名的女教授说的一段话，对她的启发很大：想要改变这个世界，先要选定一个方向并有所建树，当你建立起信誉和口碑，就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了。这让彬彬确定一件事：不管最终选择哪条路，都要把自己的事先做好。

最终让她走向学术的真正动力是：对比美国，她看到了在中国，用科学影响政策的可能性更大。决策者非常重视科学，所以通过数据说话，有可能影响政策并最终带来实际的改变。而她的导师——保护生物学的领军人物之一Stuart Pimm的肯定也增强了她的信心：“不论你从事什么职业，我希望你能做点研究，我觉得你的研究做的还不错”。

右一：Stuart Pimm

“我也需要有一些东西来证明，我一直在往前走。而做学问的这个过程很实在，做一个阶段就通过同行评议发表个文章，很清晰的把你的情况进行一个阶段性总结。”

“在中国，做保护生物学研究”

在中国，许多研究者的工作还停留在传统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等基础研究上。甚至有些研究者会觉得只要研究的对象是濒危物种或保护物种，那就是在做保护生物学研究，就是在做保护，而这个认知是有偏差的。

保护生物学其实是一门横跨了许多学科（如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的综合性学科，而且最关键的是，它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应对物种濒危灭绝、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环境危机而创立的学科。几十年来，在为解决现实的环境问题而开展的研究中，科学家们越来越发现，要想实现目标，带来改变，生物学的研究还不够，更多的研究须深入到社会科学，如认知科学、心理学、公共政策、伦理、慈善、传播等领域。现在甚至已经有人提出保护科学的概念，认为保护生物学是保护科学的一个分支。

彬彬所学习与从事的，正是保护生物学和保护科学领域的工作，不局限于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还要跨界到行为经济学、社会学、政策研究等其他领域，并最终回归到解决保护问题上。

在四川美姑大风顶自然保护区调研

要存活，就要适应“评价体系”

作为一个青年学者，刚开始做科研，压力其实很大。要找到合适的生态位，要有能力筹到资金，要养活自己的团队，要带着大家一起做出成果来。而又因为做的是保护生物学，就既要满足学术评价体系能发论文，又要想办法落地解决问题。

保护其实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而且和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等背景密切相关，所以往往没有一个One size fits all或最佳的解决方案。而有效实用的解决方案又往往是本地化的、小尺度的，也不利于论文的发表。这时候，就需要研究者还要有以小见大、由点及面以及站在较大尺度上去思考、分析、总结和提炼的能力。

此外，越是本地化的工作，花费的时间和科研经费就越多，要投入的精力也更多，虽然这一部分让李彬彬觉得自己是在脚踏实地解决问题，但科研产出和投入相比却也往往不高。所以她也努力在平衡，在一开始设计项目时，就尽可能从本地化实践研究中找到在大尺度进行推广的东西。

“我不是顶级的研究者，但我希望自己可以不拘泥于原来的框架一直有新鲜的想法。我也不是传统的一线实践者，但我希望我的工作能对实际改变有作用。我还在揣摩如何做个好老师，营造一种环境，平等对待学生，鼓励独立思考，与他们一起成长，把我经历的教育之幸，带给更多的年轻人。”

李彬彬所在的昆山杜克大学对老师的评价体系，相对来说，给了她在保护上走的更远的空间和可能：需要在高水平的杂志上发表文章，但没有硬性规定一定要发多少篇多高因子的SCI文章，评价的三大指标分别是：研究能力、教学水平和社会服务情况。这形成了一个相对综合的评价体系，能让她在研究和教学之余还能去支持公益组织的一些活动。

在猫盟活动现场分享《蜀山之王》背后的故事

正是因为认同这样的办学理念，也看到了有更多空间去做保护的可能，才让李彬彬选择了昆山杜克作为自己学术生涯的起点。

与学生在一起

“改变人们的意识和行为——这是行动者的共性。”

许多基础性研究，如种群数量调查、研究动物行为、建模、DNA分析等，对彬彬来说，这些研究很有意思，也有其重要的价值，但它离推动问题的解决还有重要的一步需要跨越。

对于保护生物学而言，人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绕不开的一个因子。

绕不开后，李彬彬对人这种复杂的社会性动物也产生了兴趣：“到底大家是怎么想的？有没有可能达成共识？在不同利益诉求中，是否可以有携手同行的一段路？当看到有着不同出发点的人碰撞出火花，这种满足和成就感是无法言喻的。而对于自然，你的角色更多只是一个观察者。”

人影响人虽然很难，但如果真能看到改变，就会有很大的成就感，因为所有的世界其实都是人搭建的，而保护最终取决于人心。

四川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外调查

一个想要推动并见证改变的行动者

“我第一年在社区做研究的时候，当时正好有一个旅游公司在当地做开发。他们看见我在一个农家的厨房里坐在小板凳上吃饭，看着也不像是当地人，就和我聊了几句。和我对话的恰好是个副总，当我提到自己正在关注放牧的事，放牧对整个熊猫栖息地有比较大的影响，而且减牧的难度很大时，突然他们就说，他们也想过这件事，因为放牧导致旅游景区满是粪便，也很头疼，也在想能不能用生态农业的方法来解决。比如他们可以出钱从当地人那里买一部分牛进行生态养殖，并且通过摄像头让顾客知道这些牛都是怎么养的，这样就可以卖出更高的价钱，同时达到减畜的目标。

当时我就觉得很奇妙，这样的交流，打开了我的思路。我没想过做旅游的也可以参与减牧。”

所以很多人，你可能觉得是站在你的对立面的，但其实大家都在思考着相似的事情，虽然出发点不一样，但殊途同归，想解决的往往是同样的问题。

四川平武熊猫谷蜂蜜实验基地

彬彬觉得人与人之间的信息或信任壁垒会阻碍彼此的沟通与合作。当你误以为别人是敌人，并以“他们都不懂”等为标签时，可能就会丧失机会。真正的沟通，会让你发现同盟。而且，即便他们的确想法不同，是你的“敌人”，你也可能因为了解了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从而从其他角度去影响和改变他们。

推动和影响政策的“野心”

彬彬说，研究如果只局限在某个项目点上，很难对政策有影响，向之前所说的，论文价值也会低一些。但如果真想要在更大尺度上推动国家和地方政策的改变，就需要研究者能站在决策者的高度，看待科研的问题。

决策者有时不喜欢听科学家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科学家们总是指出例外，给予否定但不给出建设性的替代方案。而决策者从管理上讲可能更需要一个简单明了的建议或结论，需要一个很清晰的指导决策的方案，而科学家们出于严谨的态度可能总习惯给他们一个不确定的结论。

因此，如果真的想对决策者产生影响，就要提前性做好准备。努力让决策者不走一刀切的路线，不仅要把大框架架好，同时还要留有足够的余地，也就是灵活性，以便为保护的适应性管理提供变通的空间。

采访下来，我们看到，彬彬在脚踏实地的每一步中正在渐渐确立起一个学术研究者的影响力，从而让自己更有能力去接近实现改变的目标。在她的个人公号YoungConservationist中，有这样一段话，显露出她的“野心”，和一个真实行动者的样子。

未来的日子，做一个更好的人，让家人幸福；做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志同道合一起谋划未来；继续脚踏实地的做事情，没有实际工作进展的日子让我不安；做一个会讲故事的人，让更多的人打破圈子的束缚参与看似遥不可及的保护。

我无法纠正工作场合别人看到年轻女性自动忽略的眼神，只能用自己的成绩改变这个根深蒂固的意识。优秀，无关乎年龄，不要用他们比我工作的时间长所以我做不到来慰藉自己不去格外努力。出类拔萃，无关乎性别，用好自己的特长和特质，去做自己喜欢在乎的事，定义自己的成功。

（感谢彬彬提供文章配图）